2006年，我25岁，从基层公务员转身站上讲台。本科专业是雷达，要教的课却是电子商务。那是我人生的第一次“跨界”，一跨就是15年。说实话，雷达和电商之间隔着十万八千里。刚拿到课表的时候，我对着“电子商务概论”这几个字发了一整晚的呆。但我告诉自己：讲台不相信眼泪，只相信准备。那几年，我白天学、晚上备，把电商的每一个知识点掰开揉碎。慢慢地，我从一个“门外汉”成长为电子商务专业负责人，课堂上也能谈笑风生了。那时候我觉得，当老师嘛，只要肯下功夫，没有教不好的课。

直到2021年。那一年，我转岗到马克思主义学院，开始教思政课。这一年，我40周岁。在传统意义上，这叫“人到中年”。虽然我已经有15年教龄，但在思政课这个领域，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“新兵”。

2021年秋季学期，我第一次走上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》的讲台。那节课，我准备了一个多星期。教案写了又改，改了又写，背得滚瓜烂熟。可是当我真正站在讲台上，面对台下几十双眼睛的时候，我忽然发现——我准备好的那些话，怎么讲都不对劲。课堂上静得可怕。我问一个问题，没人回答；我讲一个案例，没人回应。我像一个孤独的“朗读者”，把教案从头念到尾。一节课下来，我的后背全湿了，衬衣粘在皮肤上，额头上的汗怎么擦都擦不干。那种曾经在电商课堂上游刃有余的自信，荡然无存。下课后，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，愣了很久。回家的路上，坐在车里，没忍住，哭了。

我迷茫过，彷徨过，甚至开始怀疑自己：40岁了，我是不是不该折腾了？

可是夜里躺在床上，我想起自己第一次站上讲台的心情。那时候我对自己说：“先让课‘活下来’。”后来，课不仅活下来了，还活得很精彩。那现在呢？初心还在吗？在的。于是，我擦干眼泪，开始重新学做一名老师。

我做的第一件事，是让思政课“长”进学生的心里。

我发现，05后的大学生并不是老师们口中“捉摸不透”的一代人。他们只是更真实——他们不想听那些“正确的废话”，他们想知道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，到底能不能解决现实问题？能不能用来分析他们关心的生活、就业、社会热点？我做过13年的电商专业负责人，带过班主任，我太知道学生们想要什么了。于是我开始“人课合一”——把思政理论和我熟悉的案例、地方经济、学生专业结合起来。我按照“专题链-问题链-价值链”的逻辑重新设计课程，让每一个专题都回答一个学生真正困惑的问题。课堂上的沉默，慢慢变成了讨论声、争辩声，甚至笑声。

我做的第二件事，是把思政课变成“我们的课”。

在讲“今天为什么还要读马克思”这个专题时，我穿上了马面裙。学生们先是一愣，然后眼睛亮了。我从曹县马面裙的“出圈”讲起，聊农村电商、聊乡村振兴、聊青年创业。那节课，一个平时从不举手的男生站起来说：“老师，我家就是曹县的，我爸妈做汉服加工，以前我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，今天才明白——原来这就是乡村振兴啊。”思政课堂从“一人讲”变成了“人人讲”。我不再是孤单的朗读者，而是变成了一个“剧场”的导演。学生们用专业所长解读社会现实，在讨论中真正理解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“行”。

我做的第三件事，是把思政课搬出教室。

我们的课堂变成了辩论赛现场，变成了红色经典电影赏析会，我鼓励学生用创新创业项目、暑期“三下乡”去丈量祖国大地。有学生回来后跟我说：“老师，以前我觉得乡村振兴是文件里的话，现在我亲眼看到了，也亲手做了。”那一刻我知道，思政课不再是一个学期的任务，而是一颗种进他们心里的种子。

从2006到2026，二十年，两次跨界。从雷达到电商，从电商到思政，从助教到教授，从“萍姐姐”到“萍阿姨”。我教过完全不同的学生，站过完全不同的讲台，也一次又一次地在深夜里崩溃过、哭泣过、怀疑过。但每一次站起来，都是被学生的成长推着向前。每一次，都是讲台把我拉回来的。

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过：“教育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，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，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。”

20年了，我依然在摇动、在推动、在唤醒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也一次次被学生摇动、被课堂推动、被这份职业唤醒。如果问我这二十年教会了我什么——无非是六个字：择一事，爱一生。

文：周萍

跨界不是危机，是教育界的“二次生长”。

从雷达到电商，从电商到思政，周萍老师的两次跨界，是一场从未停止的教学探索。

教育界常把转型视为“危机”——经验归零、身份重置、自信崩塌。但周萍用时间和坚持给出了另一种答案：40岁重新学做老师，恰恰是教育者最珍贵的“二次生长”。她把电子商务的案例思维带进思政课堂，让马面裙讲活乡村振兴；她用15年的教学积淀反哺陌生领域，实现了蜕变。这启示我们：教师的专业成长，不是一条单行道。跨界不是从头再来，而是经验的重组与唤醒。真正的“金课”，从来不是固守一隅，而是敢于走出舒适区，在学科融合中寻找新生。